·《蓝石头》，几米06年出版的漫画。关于一块身不由己的石头，以及它的执着。

·强大的思念以天崩地裂之势袭来，它瞬间崩溃。——全书的主干，出现得最多的一句话，我想这句话基本能概括整个故事了。

·与几米以前舒缓的画风稍有不同，《蓝石头》拥有十分鲜艳的色彩、饱满的画面。很深的蓝、很艳的红、每一笔都充满力度（虽然未必充满张力），我喜欢这种将色彩运用到极至的感觉，这是绘者的特权，不用是傻瓜。

·大象、马戏团、小丑、孩子、气球，这些几米漫画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又出现了。关于马戏团，不能不想起文德斯的《柏林苍穹下》，以及真假天使。其实，套用李安的一句话：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马戏团。

·记得上次看几米的漫画是许久以前了，一本叫《又寂寞又美好》的绘本日记，基调是灰的，充满生命的思考，没有作好让心情黯淡下去的准备是看不下去的，我就是这样。

·我还小的时候，做和画画有关的事，希望能当一个以画谋生的人，后来却渐渐亲近了文字而疏离了绘画。最近格外后悔当时的荒废，因为想把YY中川江街的情况、冒险家小步的故事画成画。

·达芬奇曾经为绘画辩护，说画比诗更接近美，因为它能呈现具体的形象。其实达芬奇的理由根本不够充分，也许符合文艺复兴时绘画精确反映事物的要求，但对于现在的绘画来说，我觉得画优于文字的地方在于它不仅能状物还能表意，美好的画都是有绘者灵魂和个性的而不仅仅表达客体的外在状况，要不相机就白发明了。

下午5点多天气不好天色渐暗，厦门已经不清晰了。但明显的是，GE把厦门标到鼓浪屿上，而把鼓浪屿标到大陆上。

 

偶家在其中。

 

Fly to罗马·斗兽场，应该是上午十分，天气好晴朗啊。

 

找奥林匹克球场，无意中却发现附近天空浓烟滚滚（球场在图左下角），不知发生啥事哈，别是恐怖分子之类的吧~~

 

俺家球场。

 

近景。嘿嘿，不知比赛的时候能不能看见人哈！估计天气好的话南看台点狼烟可以看到吧。

 

 (题记:前天晚上，睡前照例要失眠一阵儿，一不留神，这个故事就流畅地冒出脑子。现把这个莫名钻进我脑子里的事儿记录下来，虽有润色但几乎不再加以设计。这不代表我的理想，只代表假设一种，也许，是现实一种。)

如果我也曾是古人，我以为会生活在宋代，是个男子，以废话多闻名于当时。

宋初，我出生在一个乡绅家庭。六岁，我开始认字。那时候，读书还是很神圣的。很少人有机会读书，所以能弄弄文墨出名的概率就大很多。当然，我很乐意识字，认为识字能使世界更广阔，而我的小康之家也恰好能提供一个不错的学习环境。

寒窗十余载，我能写一些诗、一些文，在我们乡里有些名气了，乡里有名人死了，会请我写碑文。不过我并不十分得意，我知道在京城有许多名满天下的才子，我的文章根本不算什么。

二十三岁那年夏，一天午睡时，半梦半醒中，我想起当初识字是为了看更大的世界而不是为人写碑文。第二天，我离开家乡，开始游历。起初，我充满浪漫主义理想，前辈诗人，诸如太白、子美都有一段昂扬的游历生活。可是用不了多久，我带来的银子花得差不多了，我对漂泊的日子也有些厌倦了。

于是，我进京。二十五岁，我想考个功名。这个时代社会对文人十分宽容，像我这种并无大才的人在京城竟也过得不错：在文人圈子和王公贵族间穿梭来往，歌舞升平，制唱和应酬之作。一晃几年过去，我并未及第，却意外地以废话多闻名京城，甚至传闻皇上都想召见我了。京城的宴会聚会更纷纷邀请我为坐上宾，引我说话，然后主宾皆不以为意，哈哈大笑，只剩我一脸诚恳的茫然。

说到废话多，我确实觉得很无辜，我只是习惯把想到的说出来，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。我想，也许因为我是乡下来的，多少有些傻气。当然，圈子里也有其他乡下来的文人，但他们并不话多，相反格外深沉。我认为他们只是怕说错话，其实憋得慌。

虽然我始终不觉得废话多是什么坏毛病，还是想沉下心来写些文章。一方面是因为屡试不第，一方面是我一直没讨到老婆。虽然我在京城很有名，但这名气在这两方面都不能帮上什么忙。我打算专攻一种文体。诗是不行了，近体诗规定字数和音韵，根本不够我表达；古体我想写长诗，又自忖写出上品太难。有人劝我写赋，说废话多的人写赋最合适；但我拒绝了，我废话多是质朴而直接的，赋的拐弯抹角根本写不来——这和我一直讨不着姑娘欢心的道理是一样的。

最后，我决定写散文。因为前朝的古文运动，散文在当时算是时髦的文体。我觉得散文最能表达我的想法。当然，我有私心，我想正正经经地依靠散文出名，然后得到一官半职，娶妻生子，安享人生。

世事有趣。当我的散文渐渐能在圈子中受传抄的时候，有一天恰逢礼部考试，我心血来潮又进了考场，跟玩儿似的。这次，我却高中了。我要做官了。

有传闻说朝廷要留我做京官，也有人说要外任，总之，都有重用的意思。最后任命出来，我只得到一个辅佐知县的小官。这个结果倒让我松了口气，我并不想承担太多的责任，只祈望安享人生。

三十三岁，我到了那个江南某县。由于有一份公职，领一份俸禄，不到一年，我竟以“老朽”的年龄娶到了一个当地木材商的女儿。这个妻子平凡而平庸，和我一样。

空闲的时间，我依旧写散文，只是已不大给人看了。有一两篇流传出去，竟得到当时一个文坛领袖“朴拙”的评语。

我已经很满足了。

 

据说，孙传芳在北洋军阀时期，有一天，听说袁世凯将孙中山的首创发扬光大，说要当人民公仆，几乎要笑破肚皮。孙传芳说那些争当人民公仆的其实都是骗子，他要当就当人民父母。因为当仆人的没一个好东西，不是拐骗主人的小老婆就是偷主人的钱财，而天下当父母的没有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。

看这言论，真觉得快意。

封建社会，所谓君父，君是父，是以子不能逆父。更何况，在“孝悌忠信礼义廉耻”八项美德中，孝居首位。中国革命是要革掉一切封建余孽的命，所以君父思想必得取缔，这本无可厚非，但中国革命一大弊病就是革得太彻底、革得太疯狂，远的有义和团，近的有文化大革命。所以，革掉“君父”的同时，连“爱民如子”也一并抛弃了。

如今一百年快过去了，依然是个人人争当公仆的时代。要按孙传芳的解释，中国那些层出不穷贪污公款的大员倒都是有渊源的。仆人确实不可靠，天下有几个当仆人的愿意为了主人牺牲自己？还不是都想多从主人身上捞点好处？反观父母就完全不同了。

其实，“仆人”的提法本身就含有旧文化成分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里说，“仆”与“主”相对。我们之所谓现代文明社会，也没人敢乱用这个说法，于是有家政人员、保姆、助理之类的词层出不穷。

所以，“人民公仆”这个词，既无实际意义，又无时代意义。在孙中山的时代诚然饱含突破精神；在当今社会看来，却不失为一个反讽。